2024年以来，在美国带动和引导下，全球关税上调趋势快速蔓延。欧盟、加拿大、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等经济体纷纷加入上调关税行列，部分经济体出台专门针对中国关税政策。主要经济体关税政策调整变化将对我国相关行业出口和企业“出海”策略带来较大影响。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我国应积极谋划，针对不同经济体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缓解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不利影响。笔者首先对当前主要经济体关税政策变动情况进行梳理，进而分析各国关税政策对我国整体出口贸易、相关产业和企业外贸发展策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和企业层面给出应对建议。

主要经济体关税政策调整趋势及特点

关税作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政策工具，对于影响国际经贸合作、调节国际收支、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经贸摩擦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针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关税调升态势愈发明显。2024年以来，此趋势进一步蔓延，在美国带动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上调关税行列，并出台专门针对中国或意在打压自华进口产品的关税政策。

一是美国宣布对中国出口“新三样”等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计划大幅提高对华关税水平。2024年5月14日，美国宣布，在原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多项产品加征关税幅度。其中，将电动汽车进口关税从25%提高到100%；对电动汽车电池部件、车用锂离子电池、船用起重机、部分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关税；将半导体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至50%。2024年7月10日，美国和墨西哥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共同防止钢铁和铝逃税。白宫表示，将对进口自墨西哥的含有中国钢材的产品征收25%关税，对含有中国铝的产品征收10%关税。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时多次表示，如若自己重新当选总统，将考虑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关税，届时中国对美出口面临的关税限制可能进一步升级。

二是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征收高额关税。2023年10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启动对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2024年6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反补贴调查初裁结果，拟对进口自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税率不等的临时反补贴关税。7月5日，临时关税正式实施。10月4日，欧盟成员国代表投票通过反补贴案终裁草案，拟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17%—35.3%的最终反补贴税。最终投票结果出炉后，欧盟表示将继续与中国进行谈判，以探索替代解决方案。

三是加拿大跟随欧美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2024年7月2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期，讨论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一系列潜在措施。8月26日，加拿大财政部发布文件，宣布从2024年10月1日起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100%附加税；自10月15日起，对产自中国的钢铝产品征收25%附加税。

四是土耳其对产自中国的进口汽车征收40%额外关税，并附加“关税豁免”条款。2023年3月，土耳其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额外征收40%附加关税。2024年6月，土耳其宣布对原产地为中国的燃油及混合动力乘用车额外征收40%进口关税，每辆车至少征收7000美元。2024年7月5日，土耳其政府公布《关于修改对进口产品征收附加关税的决定》总统令，规定在土耳其投资设厂的汽车厂商将享受投资鼓励政策，无需缴纳此前规定的40%额外关税，只需缴纳10%关税。

五是巴西恢复对进口电动汽车征税，税率将逐步提高至35%。2024年1月起，巴西针对纯电动汽车、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进口关税分别上调至10%、12%、12%，2024年7月调整为18%、25%、20%，2025年7月为25%、30%、28%，2026年7月之后均升至35%。

六是墨西哥大幅上调544项商品关税税率。2023年8月，墨西哥曾上调392个税则产品的最惠国关税，上调幅度为5%—25%。2024年4月22日，墨西哥政府以“防止不公平竞争”“保护本国企业”为由，宣布对钢、铝、纺织品、服装、鞋类、木材、塑料及其制品等544项商品征收5%—50%的临时进口关税。来自美国的经济胁迫是墨西哥决定加征关税的重要因素。随着美国大选临近，美国两党开始争相炒作“中国产业链威胁”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加大对墨西哥施压。

七是印度尼西亚计划对部分进口商品征收最高200%关税。2024年6月29日，印尼贸易部长表示，印尼计划对进口的鞋类、服装、纺织品、化妆品和陶瓷等商品征收100%—200%保障性关税，理由是保护国内产业。由于中国、越南和孟加拉国是印尼服装及服装辅料等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此举被认为对中国影响较大。

主要经济体关税政策收紧对中国外贸发展影响分析

以美欧为代表的经济体，针对中国高科技出口优势产业加征关税，具有产业保护与战略博弈双重目的

一是美国拜登关税政策主要针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和材料领域，短期直接影响有限，长期意在全面打压中国重要产业链。此次加征关税覆盖产品金额占美国自华进口总额比重不足5%，对两国双边贸易和中国出口的整体影响有限（见表1）。以税率提高幅度最大的电动汽车为例，中国并非美国进口的主要来源，也不依赖美国作为主要出口目的地。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美国自华进口电动汽车规模为3.9亿美元，在美国电动汽车总进口中的占比仅为1.2%。美国自华进口电动汽车平均单价为3.1万美元/辆，略低于平均进口价格4.0万美元/辆，加征关税后，这部分贸易量预计将显著降低。2024年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出口规模为106.8亿美元，其中仅1.5%出口至美国。但长期看，需警惕美国从下游至上游全面挤压中国重要产业链。如果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将对华进口关税大幅提高至60%，短期将对中国对美出口产生较大影响，但我国出口企业的贸易转移和替代效应将加快，预计将拖累中国整体出口1%—1.5%。从长期看，中资企业全球产业链布局将加速调整，出口市场多元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质量升级等关税对冲策略将持续推进，美国关税抬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逐渐减弱。

二是欧盟关税政策重点打压电动汽车，中资企业出口欧洲将受较大影响。欧洲是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的重要市场（见表2）。结合贸易规模和加征关税税率看，受欧盟关税政策影响最大的国产汽车品牌是上汽，影响最小的是比亚迪，其他车企介于二者之间（见图1）。从单车售价和利润率看，对于中资车企来说，一般认为30%左右的关税是可以承受的。超过30%关税会对部分车型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成本优势不明显的车型。综合各家车企情况，预计加征关税后，中国产电动汽车对欧盟出口将减少15%—25%。电动汽车并非中欧贸易主要类别，假定基准情形不变，当我国对欧盟电动汽车出口减少15%—25%时，我国对欧盟出口总规模将减少0.3%—0.5%。

三是加拿大电动汽车市场规模有限，加征关税对华影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加拿大电动汽车市场规模有限，市场主要品牌是特斯拉，其占有率超过50%。2023年，中国成为加拿大电动汽车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国，份额仅次于美国，主要原因是特斯拉将其在加拿大的销售业务由美国工厂转移至上海工厂。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并非加拿大电动汽车市场主要参与者，同时电动汽车并非中加贸易主要类别，加征关税对华实际影响有限。

以巴西和土耳其为代表的经济体，主要针对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目的是吸引中国投资以促进本国产业发展

一是价格优势下，土耳其汽车关税政策对中土贸易影响有限，但将推动中资车企扩大在土直接投资。首先，按照关税政策，以关税成本全部由中国车企承担的最坏情况进行分析，土耳其关税上调后中国电动汽车和燃油车的平均单价是土耳其自其他地区进口价格的29.3%和89.1%，价格优势依旧存在。其次，土耳其政府在两次宣布额外关税之外增加“关税豁免”，同时与欧盟享有关税同盟关系，对欧盟出口电动汽车不需要缴纳额外关税。由此预料，中国车企投资土耳其规模或将增加。但土耳其扶持本土电动汽车品牌以带动国内产业发展意图明显，未来相关贸易和投资政策可能继续收紧。

二是巴西加征关税并非仅针对中国，短期中国所受影响有限，或将推动中资车企扩大在巴投资。巴西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依赖程度较高，中国品牌价格优势明显。根据巴西电动汽车协会数据，2023年巴西自华进口纯电动汽车、油电混合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价格分别是自其他地区进口价格的52.4%、58.6%和54.7%。为提前应对2024年7月关税上调，中国出口巴西的新能源汽车规模在2024年初迅速扩大。2024年前4个月，巴西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大出口市场。目前，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长城汽车等已在巴西占据一定市场份额，并开始调整进入巴西市场方式，着手本地化布局。未来，中资企业赴巴西投资或将加速。

以墨西哥为代表的经济体，主要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征关税，目的是取代中国市场份额

墨西哥对自华进口加征关税影响较大，墨西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替代中国意图明显。受2023年8月加征关税影响，2023年墨西哥自华进口加征关税商品规模同比减少6.4%至118.5亿美元，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影响较大。2024年4月上调关税主要针对没有与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若产品正在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则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征，中国成为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且墨西哥加征关税产品也是美国进口产品的重要类别。墨西哥对华加征关税一方面是回应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另一方面意在阻止中国商品借道墨西哥出口美国。作为“近岸外包”的主要受益者，墨西哥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在相关产业链中替代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意图明显。

以印尼为代表的经济体，主要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征关税，目的是保护国内弱势产业免受冲击

短期来看，印尼及其他国家承接中国对印尼出口份额难度较大；长期来看，中资企业需谨慎考虑进入印尼市场方式。鞋类、纺织品、服装、化妆品、陶瓷等计划加征关税产品，并非印尼自华进口主要类别，但对华进口依赖度较高。目前，印尼国内产品生产种类、复杂度及产业链配套程度竞争力偏弱，其与中国之间主要是由资源禀赋和最终需求驱动的产业间贸易。短期内，印尼难以将自华进口转移至本国生产或其他进口来源国。面对产业链的不完善，中资企业在长期应谨慎思考进入印尼市场方式。

综合研判

当前，相关经济体实施的关税政策不会改变2024年我国出口整体复苏态势。经笔者测算，我国受2024年各经济体新实施和计划实施关税政策影响的出口产品规模合计为583.3亿美元（见表3），占2023年我国对外出口总额的1.7%，可能拖累我国出口增速0.2个百分点。其中，受影响较大的是出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和出口欧盟的电动汽车（见图2），产品范围较为集中、规模相对有限，同时部分经济体关税政策尚未落地或并非立即生效，国内出口商有一定腾挪空间。

面对出口受阻，中资企业可能加速调整“出海”战略，对外投资风险可能加剧。目前，在东南亚等海外生产基地生产+出口、在东道国投资建厂等方式是我国企业规避关税影响、争取海外发展空间的重要形式。预计未来中资车企海外投资规模将继续增加，中国整体对外投资规模仍将处于高位。在加快“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面临的环保、劳工、税务、外汇等风险将加大，部分经济体对华政策摇摆，投资政策可能收紧，企业海外发展将面临更多挑战。

应对建议

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我国应积极谋划，对外针对不同经济体关税政策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对内“以进促稳”巩固外贸基本盘，不断提升外贸发展活力。

面对美欧无理打压，“打拉结合”给予有力回应

一是采取精准有力的反制措施回击外部打压。积极回应国内相关产业部门诉求，就欧盟输华猪肉、白兰地、乳制品以及其他存在倾销和补贴情形的产品进行贸易救济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产业受损情况采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在关税承诺范围内，考虑提高农产品、大排量燃油车等欧美对华出口规模较大的商品关税，对欧美实施精准有力的对等反制措施，为磋商谈判创造更多有利筹码。

二是继续推进经贸谈判，利用国际舆论和多边经贸规则反驳外界错误主张。继续推进对欧磋商对话，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彼此合理关切，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用事实和国际规则回击美欧提出的中国“产能过剩”等话题，强调当前中国的产业优势地位属于市场竞争结果，对美欧反补贴和反倾销高额税率提出质疑，有理有据争夺国际话语权。对于欧盟、加拿大等世界贸易组织（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参与方，收集其在贸易救济调查以及滥用关税措施等方面的不当做法，在WTO框架下提起上诉，利用多边贸易规则进行裁决。

三是全力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拓宽出口市场增长空间。提前研判特朗普主张的60%关税对我国经贸活动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和风险预案。在美欧市场逐渐收紧背景下，继续多元化出口市场，加强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深化与新兴市场、友好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不断拓展贸易伙伴的地理范围和数量。发挥好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充分利用自贸区关税减免和其他优惠条件，挖掘更多的海外市场发展机遇。

响应部分经济体的产业发展诉求，加强产能合作互利共赢

一是加强政策沟通交流，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加强与印尼、巴西、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经贸磋商，尽量争取有利于双方合作的结果。与友好贸易伙伴建立经贸政策沟通机制，密切跟踪彼此核心政策主张，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加快与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商谈新的自贸协定和新一代投资协定，降低出口产品关税，引入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条款，推动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国民待遇等方面达成共识，避免更多经济体跟随美国出台对华关税政策。

二是强化同友好国家之间的跨境产能合作，实现共赢、多赢发展。推动我国出口贸易模式转型，重点发展中间品贸易、资本品贸易和一般贸易模式，与其他经济体实现产业互补和差异化发展。考虑联合重点、友好国家和地区企业组建合资企业和工厂，利用海外企业在当地政商关系、市场开拓、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开辟海外市场，实现合作共赢。

三是优化企业出海策略，在规避关税影响同时保持对产业链的控制力。引导企业正确看待国内外市场发展的风险和机遇，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制定合理的产品、产能和品牌出海规划，选择合适的投资目的地，降低盲目出海带来的风险。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确保将研发、关键原材料、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主要产能保留在国内，将海外产业链作为国内产业链的延伸，提升中资企业对产业链的掌控力。推动产品售后、金融服务、质量管理等产业链中下游环节跟随链主企业向海外市场布局，从“单打独斗”转为“抱团出海”，提升产业链在东道国的综合竞争力。

关于墨西哥等对美贸易中转地，多管齐下应对潜在风险

一是统筹考虑对其投资布局。在有效利用墨西哥等对美出口便利的同时，考虑短期内控制对其直接投资规模和节奏，避免引发美国过度反应。投资方式可考虑更多以合资或代理商等模式进行，与东道国相关企业形成利益绑定，投资方向主要限定在非竞争、非高科技等领域，确保国内对研发、设计等关键环节的掌控力，避免在长期对国内产业产生直接的竞争或替代影响。

二是针对美墨联合对华施压等极端情形做好应对预案。墨西哥经贸政策受美国影响较大，需充分考虑美国对墨施压、进一步“去中国化”的风险，结合美国新政府关税政策调整等因素分析研判未来墨西哥经贸政策变化的潜在演变路径，针对美墨联合施压等极端情形开展压力测试，提前储备应对预案。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