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范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丽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编者按：本期文章指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对外援助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契机。基于日本和蒙古等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对华援助行为及其引发的讨论，文章分析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中，他国对华援助中的多元主体格局削减了对外援助的政治色彩，援助故事和援助事件设置了对外援助行为在中国的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文化与价值观的力量在对外援助传播中得以凸显。文章最后提出，精心营造对外援助叙事，讲好对外援助中人的故事，构建开放可参与的对外援助行为，做好对外援助的对内表达是形塑对外援助合法性、增强对外援助叙事说服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作为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蒙上了阴影，带来了不确定性挑战，且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在国际合作抗疫过程中，中国作为受援国在疫情防控早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77个国家和12个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了医用口罩等急用医疗物资和设备捐赠，84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企业、民间机构、个人向中国提供了物资捐赠。^①在全球疫情蔓延之际，中国作为援助国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向全球150多个国家提供抗疫援助^②，推动新冠肺炎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已经或正在向53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③。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对外援助行动在获得了大多数受援国及其民众感谢、赢得国际组织赞誉的同时，也遭遇了部分西方国家舆论的质疑和诘难，如有海外媒体指责中国的对外援助是输出中国模式、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与回报，在某种程度上是“赎罪”“为了挽回因掩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受损的国际形象”。相较之下，日本和蒙古等国在疫情初期对中国的援助却获得了中国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收获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积极评价。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对外援助是展示一个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体现国际责任与担当的重要舞台，对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受援国和援助国双重身份的表现及其不同影响，探讨如何做好对外援助传播从而塑造与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

 

一、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对外援助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关系

 

国家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评判和印象”^④，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反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助推力。在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传播中，对外援助是重要的操作路径和有效途径。对外援助是指“援助国或国家集团、援助组织、社会团体乃至个人出于政治、经济、人道主义等方面的动机，以优惠的方式向受援国或国家集团提供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力等帮助的行为”^⑤。从国际社会历史经验看，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等国均成功地通过对外援助实现了塑造或改善国家形象、建立国家声誉、实现全球软实力的目标。

 

作为一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对外援助的内容和形式通常基于本国实际情况考量而体现出不同的侧重，如日本的对外援助重点主要在于基础设施、教育、环境保护、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看得见的援助”^⑥领域，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主要包括援建成套项目、提供一般物资、开展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和志愿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减免受援国债务等^⑦。无论对外援助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如何，一国的对外援助行为总体上与良好国家形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教育、医疗、科技等对外援助的具体内容均向受援国展示了援助国国家形象的客观方面或物质层面，即援助国的硬实力；二是在援助交接过程中，经由政府、企业、民众、个体间多层次的互动交流，援助国的援助理念、文化、价值观、国民形象乃至生活方式等都可能传递给受援国民众，援助国国家形象的主观方面或曰价值层面得以建立。

 

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由于其“突发性和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性”^⑧，而使得事件发生国备受关注，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常还呈现出较强的跨国性和对公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得极高的国际关注，如2003年“非典”事件和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事件发生国往往会获得来自国际社会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对生命的尊重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爱与互助等价值意义于“援助－受援”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彰显。重大公共危机中的对外援助是一国体现国际责任与担当、阐明国家理念与主张、传播文化与价值观、促进本国与受援国之间相互增进认知与理解、培养亲近感、拉近民众距离的良好契机，是累积国家声誉资本、促进良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手段。

 

目前国内对外援助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公共外交视域，前者主要探讨作为一国外交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援助开展的主体动因、国际背景、影响因素及其功能，对不同国家对外援助理念、模式和实践的总结，以及对外援助对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后者主要将对外援助尤其是灾难灾害等中的人道主义援助视为一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灾难外交”“援助外交”“救灾援助”“救灾外交”等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如救援行动被污名化等）及相应的对策。

 

二、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对外援助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多国对中国提供了防疫物资援助和捐赠，这些雪中送炭式或锦上添花式的援助在中国获得的反应不一，或是沉寂无声，或是获得了中国官方的公开感谢、主流媒体的报道和普通民众的赞誉。本部分基于日本和蒙古等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对华援助行为及其引发的讨论，探讨对外援助如何助力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一）对外援助行为的多元主体局削减了对外援助的政治色彩

 

一国对外援助的主体，除了政府和官方机构外，民间组织、基金会、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志愿者团体、企业、宗教团体、公民等非政府力量的加入，既能增强对外援助的力量，又能削弱对外援助的政治色彩，降低受援国民众的戒备心和敌意，“社会组织具有利他性、中立性和志愿性等特点，容易赢得受援助国人民的信任”^⑨。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通常是对外援助多元行为主体的领导者，除了提供人、财、物等具体援助外，还负责提供对外援助的信息与方向，如受援国的具体需求，指导其他行为主体开展援助等；企业、基金会、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宗教团体等非政府力量则基于自身所在领域，充分利用与受援国的既有联结，发挥专业特长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内容，如分享危机应对方案、基础设施援建、物资供应、科技研发、文化交流、精神抚慰等，成为对外援助多元主体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政府、非政府组织、民众构成的对外援助多元行为主体格局意味着对外援助传播议题的广阔性、传播主体的丰富性、传播内容的纵深性，每一个主体都是对外援助行为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故而都可以基于自身或所在团体视角讲述独特的援助故事，援助国的对外援助理念与国家形象在多元援助主体叙事中得以凸显。

 

他国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援助中，既有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也有多元主体相互配合的模式，后一种模式在中国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此次对华抗疫援助中，日本采取的是多元主体相互配合的援助模式，日本政府在武汉暴发疫情后迅速表示全力协助中国抗疫，日本的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都加入到了对华防疫物资捐赠中，日本药妆店“中国加油”与“武汉加油”标语、东京晴空塔为武汉抗疫祈愿点亮、日本捐赠物资包装上印制的古诗词、日本学校致信学生家长不要恶意谈论武汉等援助故事和细节获得了中方的正面评价与积极回应，如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达了感谢和回报善意的意愿，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表达感谢日本的内容，日本国家形象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

 

（二）援助故事和事件设置了援助行为在援的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

 

一国的对外援助通常要通过受援国媒体的报道和传播才能为公众所知，进而实现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目的。对外援助传播若想设置受援国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则需要尊重新闻价值和受众需求。故事是媒体和公众共同的需求，“媒体喜欢记录故事，公众愿意接受故事。好的故事，可以成为媒体报道的核心内容和进一步采访的线索，成为公众最愿意当下传播、持久记忆的话题”^⑩。对外援助传播要能够故事化或事件化，为媒体提供追踪报道的素材、为受众提供二次传播的可能性。相比援助数据和口号，好的援助故事和援助事件更能使国家形象“人格化”。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那些超越“政府－政府”“官方－官方”等常规援助主体、由多元主体直接面向受援国普通民众和特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援助，基于人性出发诉诸受援国普通民众生命与生计、尊严与情感的援助，更能获得受援国媒体的报道，激发普通民众的情感共鸣，从而塑造和传播有血有肉的国家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中对华捐赠物资的多个国家中，以蒙古国三万只羊的捐赠最受瞩目。自2020年2月蒙古国总统宣布捐羊至2021年春节期间捐赠羊肉到达各地抗疫医务工作者手中，前后持续近一年时间。其间，从蒙方筹集羊、运羊、羊的去向及分配方案再到实际分配，每项重要进展均获得了中国媒体的报道，捐羊进展频频登上中国社交媒体热搜榜，并被中方拍摄成纪录片《三万只羊传真情》。中国短视频平台上有大量各地医务工作者收到捐赠羊肉、烹饪羊肉、吃播羊肉的视频。“蒙古捐羊”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典型的援助故事，凝结为中国公众关于疫情和中蒙友好的集体记忆，蒙古国的国情与质朴热情的国民等国家形象的多维面向传递给了中国民众。

 

（三）文化与价值观的力量在对外援助传播中得以凸显

 

一国的对外援助与其文化软实力之间通常是相互影响和互相成就的。对外援助实践和话语表达，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人道主义援助是援助国传播文化与价值观、彰显文化魅力、唤起感召力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从对外援助行为实践看，发起援助的时间、参与援助的主体、援助内容和方式的选择乃至宣布援助行为的人——是否在他国遭遇危机后第一时间发起援助，援助主体是单一还是多元的，援助内容与形式是急人所急还是以举国之力慷慨解囊，宣布援助行为之人的社会地位等等，均可体现援助国的情感道义、族群精神和价值观。从援助话语表达看，语言和修辞是体现援助国文化底蕴、增进与受援国良好互动关系的钥匙。在对外援助施与过程中，应关注和尊重受援国对援助的态度和接受习惯，挖掘与对方文化的共通之处，保持对其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修辞敏感性，可于诗词歌赋、民间故事、名言谚语中实现与受援国民众在心灵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增进受援国民众对援助行为的理解，凸显援助国的文化软实力，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的对华援助中，日方努力贴近中国民众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主动寻求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共振，选择了“汉诗贴纸”这种方式传情达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等古诗词及其背后的故事频频登上中国社交媒体热搜，在唤起中国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激活两国文化交流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传递了关爱与善意，开启了中日民间友好互动的故事——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如何得体回应”日方汉诗贴纸捐赠的热潮，此后中方在对日防疫物资援助中使用了日文俳句、俳画、汉俳等，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情感共鸣。

 

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对外援助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启对外援助至今，70余年的对外援助历经规模稳步扩大、内容更加丰富、方式逐渐多元化、援助原则与政策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援助中促进了中国与受援国的共同发展，为应对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全球或区域重大挑战贡献了中国力量。然而中国的对外援助却时常被加上“政治滤镜”，遭遇曲解、误读和攻击，如中国对非援助被指控是“新殖民主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被指为“口罩外交”“疫苗外交”等。鉴于对外援助对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作用，做好对外援助传播，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对外援助叙事对回应来自外部的攻击与质疑、增进国内民众对国际合作与对外援助的理解和支持意义重大。

 

（一）以细微平常的援助故事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

 

叙事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面向，人们于叙事中寻找价值，确定意义，建立合法性。削减对外援助活动的政治色彩，降低受援国民众的戒备心和敌意，减少媒体舆论的质疑都需要精心营造对外援助叙事，做好对外援助传播。叙事包含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前者指向故事的情节铺陈与细节描摹，后者指向故事承载的意义和容纳的价值安排。对外援助传播应该是基于对外援助事实行为而又超越于此的价值叙事，如此才能促进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目前中国对外援助传播更多地在事实层面即援助内容、援助数据、援助方式上做文章，对援助的价值和意义层面观照不够。精心构造的对外援助叙事应既包括援助理念与价值的阐释，又有具体、细微、基于人性的援助故事，恢弘抽象的援助理念与价值要通过细微、平实、奇异的援助故事来阐释与凸显。

 

近年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中国的对外援助逐渐转向“国际发展合作”主题，源自中国文化基因、体现国家品格的“天下大同”理念、投桃报李的朴素情感、国际主义情怀、中国的“义利观”等对外援助价值诉求需要寻求与国际社会共享意义空间的对接才能获得理解和接纳。对外援助中的机构、人及背后的援助故事，常规援助行为中的奇异环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善良、关爱、正义、友谊等对外援助宏大叙事打动普通人的关键点。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克服困难向其他国家提供口罩、疫苗等援助，相较蒙古国的“绵羊行动”、日本的“文化传情”，其媒体传播力与民众情感共振力都有较大提升空间——“克服困难”属抽象表达，民众踊跃“捐羊”、“为中国募捐”、“拥抱中国人”快闪活动是具体而微、拉近距离且打动人心的援助故事。尤其是蒙古国的“羊”，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等防疫物资捐赠中可谓奇特，故而其传播力也优于“克服困难”的抽象表达和常见的防疫物资。

 

（二）讲好对外援助中的人的故事

 

有个性、有灵魂的人而非抽象的部门与机构应该成为对外援助故事的主角。对外援助传播应该着力呈现和塑造援助机构背后之人的形象和故事，借人之口、借人之眼叙述对外援助的价值主张与理念，使援助中的他者在生动鲜活又独特的援助故事中见到人性与个性，否则本应生动立体的援助故事只能呈现为短平快、内容提要式的短消息。对外援助传播归根结底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无论哪国民众，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外国人，能够打动跨文化他者的叙事，更可能是那些基于人性、见事见物、事中见人及其生命际遇的故事，而非援助口号、援助数据、援助机构等抽象之物。政府援外机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企事业单位、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等组织与机构中的人，乃至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等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对外援助多元叙事主体之一，他们应该基于各自的视角和站位讲述自身的援助故事，阐释对外援助理念与价值，共同成就对外援助叙事。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通过展现对外援助中的多元主体故事，尤其是一国国民的援助言行更能塑造与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新冠肺炎疫情中，踊跃为中国捐羊的蒙古牧民、身穿旗袍为中国募捐的日本女孩、多位向中国表达关切的日本前政治人物、演唱“武汉加油歌”的印尼警察、录制为中国加油视频的印度影星、用中文演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的英国小学生等作为他国对华援助故事中的主角，引发了中国媒体的重点关注和社交媒体上的热议。中国的对外援助传播中，目前鲜见官方机构之外普通人的声音和民间力量。他们是谁、他们如何看待对外援助、他们为什么加入对外援助行列、他们为对外援助做了什么，这些更能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与价值主张，也更容易获得他国普通人的共鸣。

 

（三）构建开放和可参与的对外援助行为

 

对外援助叙事本质上是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一场对话，故而理应由援受双方共同成就与书写，这意味着对外援助行为、活动及表达应该是开放的。开放意味着援助国民众与受援国民众的共同参与和创造，意味着参与的门槛要低——参与者能以代价较小或费力较小的方式参与其中，从而激发一国更多人或目标群体对援助行为的亲近感和参与意愿，这对增强对外援助的合法性和内外部认同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在参与援助行为的策略和方法选择上，从援助国看意味着从本国国情出发，契合本国民众的援助能力；从受援国看意味着了解并顺应其意志和需求，从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与双方共同的文化传统切入，以及拉近双方的距离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蒙古国捐羊和日本援助中的“诗文寄情”均体现了开放和可参与援助行为的传播效果。蒙古国捐羊获得了本国民众的强烈支持，民众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站发起了“绵羊行动”自发捐羊，不到一周的时间各方承诺捐羊的数量便超过了拟捐赠数量的一半。日本汉诗传情的方式获得了中方的赞誉与应和，传递了日本重文化积淀与传承的良好形象。中国在向其他国家捐赠防疫物资时也结合对方的文化传统精心选择了一些诗词谚语，并以中文和对方的语言标示出来。如中国捐给意大利的防疫物资上以意大利语和英语附上了古罗马哲学家赛内加的名句“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三同古句”在意大利民众中引发了远超出救援物资的情感共鸣。

 

（四）做好对外援助的对内表达以形塑对外援助共同体

 

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有赖于国情的进步。就对外援助与国家形象塑造和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关系而言，需要营造和建设的是一国民众和全社会对对外援助的支持态度和援助实践的积极参与，由此才能实现对外援助助力良好国家形象传播的功能。做好对外援助的对内传播与表达，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一是加强对外援助公民宣导，改善目前对外援助实践与传播脱节、“做得多、说得少”的局面，面向普通民众传播对外援助的基本信息，如对外援助理念、政策、原则等，增强民众对对外援助之于国家重要性的认知，减少国内对对外援助的不同声音；二是增强对外援助项目的透明度和可参与性，鼓励基金会、教育机构、企业、个人等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援助实践，凝聚各方力量形塑对外援助共同体。官方与民间力量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对外援助多元话语格局首先必须是对外援助多元实践主体，而后才能讲述各自的对外援助故事，丰富对外援助叙事，塑造与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

 

结语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对外援助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契机。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的对外援助对国际合作抗疫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仍面临着受援国部分民众的疑虑和西方媒体的诘难，做好对外援助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课题。

 

对外援助传播包括国际表达和国内传播两个面向，前者指向跨文化沟通，要基于现有的国际传播格局通过精心营造的对外传播叙事来阐明对外援助的动机与意图、理念与价值，通过对外援助故事设置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来改善目前对外援助传播中的粗糙之处和被动局面，进而获得受援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接纳乃至认同；后者指向针对国内民众的对外援助教育，一国民众对对外援助成熟的态度和积极的介入是构建对外援助多元表达主体的基础。

 

惟其如此，才能增进对外援助的合法性，增强对外援助叙事的说服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注释：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7页。

②　同①。

③　数据来自中国外交部2021年2月26日例行记者会，http://newyork.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857003.shtml。

④　范红、胡钰：《论国家形象建设的概念、要素与维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4期。

⑤　冯慧文：《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对外信息传播特征变化与国家形象——以中国网关于中国援助日本地震和援助印度洋海啸报道为例》，《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22期。

⑥　王晓博：《日本对外援助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东北亚学刊》，2013年第3期。

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http://yws.mofcom.gov.cn/article/m/policies/201412/20141200822172.shtml。

⑧　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4期。

⑨　胡澎：《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对外援助活动及对我国的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⑩　胡百精：《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08-200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