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4年人口数据以及未来人口趋势

2025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人口数据如下：年末全国人口14082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7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

上述数据基本在预料之中。如果生育率变化的趋势不变，考虑到因新冠疫情推迟的生育得以补偿的效应以及龙年生肖偏好，2024年出生人口应该超过1000万，但实际仅为954万人，意味着生育率的下滑在进一步加速。按照1952到2023新生人口的统计，龙年平均比兔年的多生百分之6.4%， 而实际去年的龙年只比前年多生了5.8%， 反映了生育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扭转。

因此，2024年的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丝毫不意味着超低生育率趋势有改善。相反，各种证据都在表明，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萎缩的趋势都在加速，而中国社会依然严重低估了这个趋势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下面两个因素对中国未来几年的出生人口有直接影响：

一是年轻人口和育龄妇女数量下降。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31~40岁人口有2.15亿，21~30岁人口有1.78亿，11~20岁人口只有1.55亿。从2016年至2023年，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400多万人。二是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改变，不婚不育的人群在增多，年轻一代婚育意愿低迷。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74.7万对，同比减少94.3万对，表明疫情后的补偿效应已经消退，也预示着2025年出生人口将继续下滑。

自从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1.5。2023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0左右，在全球一千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是倒数第二，仅高于韩国。

二、人口趋势的影响

目前，中国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不到7%，但老年人口占世界比例超过25%。严重少子化会加重人口老龄化程度，工作人口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不断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 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按目前的生育率，出生人口将以每代人也就是30年时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这个趋势依次对所有行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先是奶粉、儿童用品和托育服务，然后是教育、食品、服装，再后是房屋、家具、家电、电子消费品、汽车、旅游、娱乐，最后是医疗、养老、殡葬等。这些面向消费者的行业所受到的影响，会逐步传导到面向企业的行业。上述影响不只是实际需求的萎缩，还有预期需求的下降，导致国内投资意愿低迷，进而引发资金和富裕人群加速外移。这也是为何自2017年开始的这波出生人口坍塌，对消费需求的主要影响虽然要在十多年后才会呈现，但现在经济增长势头就开始萎靡。

把产能转移到国外利用外循环，短期可以维持投资收益率和企业竞争力，但如果我国本土市场不断萎缩，这些外移的产能很容易被所在国本地化为他国资产，甚至促使当地的产业发展起来，成为我国的竞争对手。而美西方对我国企业的挤压会因为我国行业地位下降而变本加厉。如果行业进入持续性收缩，企业会从开疆辟土的扩张变成萎缩存量的争夺，从而加剧职场内卷。而市场规模下降会降低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效率，推升全员失业率，这特别表现为中壮年大量失业。

随着人口加速衰减，大量农村和小城镇会没落甚至消失，中等城市会变成小城市，大城市会变成中等城市，同等规模下可供选择的城市数量不断减少，窄化人们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会不断向少数中心城市收缩，因为人们原先居住的城市的人口在减少，人们只能去更大的城市才能找到适合于自己原先的那种工作和生活方式。随着需求和财力下降，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大幅放缓，大量已建设的会老化，失修甚至被迫废弃。城市面貌也会逐渐凋敝。每个城市的居民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机场、车站、医院、学校、小区、公园、办公楼都会愈发老旧。相对人口稳定下的状态，社会的生活水平会相对更低，甚至面临人道主义危机。

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国最终将难以维持全产业链优势，科技竞争力相对欧美会先升后降。在我国仍然落后的领域，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而在我国已经领先领域，我国可能会被反超。我国现在引以为傲的如航天、高铁、大飞机、北斗等大项目和大工程，可能会因为人口持续萎缩放缓技术迭代甚至难以为继。这些行业产业链很长，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和庞大市场规模来支撑。尽管由于存量人口优势以及长期的积累，我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相对西方的上升势头依然会维持数十年的时间，但如果我国人口的相对颓势无法逆转的话，我国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整体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会下降，可能让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伯斯塔特2024年5月8日发表在《外交事务》的文章提到，人口锐减将使东亚国家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些国家将更难实现经济增长、积累投资和财富创造，更难为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也更难动员军队，而且人口减少将使工人更难提高国家的人均产出。作者认为，随着人口减少，我国的雄心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而且很可能无法弥补。人口锐减意味着人们一直期待的“亚洲世纪”可能永远不会真正到来。而美国人口及15-64岁人口仍在增长，人口的力量正在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提供一份巨大的战略礼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们应该认识到这一机遇并牢牢把握。

长期低生育率对技术发展是负面的，与人口稳定的情形相比，快速老化和萎缩的社会的技术发展会更慢，并最终陷入停滞和倒退。人们曾一度担心，自然资源匮乏会制约发展，但自然资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5%，且整体趋势是走低。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限制人类技术发展的瓶颈并非自然资源限制，而是面临快速老化和萎缩的人口导致的需求和供给同步萎缩。我国早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意味着我国人口的规模效应带来的价值远超过其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价值。虽然对外部自然资源的高依存度构成安全风险，但真正维持国家安全的是庞大人口规模所能支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在和平时期，进口大量的自然资源反而让我国对资源出口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就像成为最大石油进口国反而强化了我国在中东的政治地位。

三、低生育率的症结

为了应对老龄化问题，中国在2024年9月出台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按照这项新政，从2025年1月1日起，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压力，但无法从根本上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生育率。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并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2024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这份文件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综合考虑，形成一系列综合性的生育支持政策，提出了降低生育成本、提高生育率的一揽子切实可行的措施。不过，虽然这份文件令人振奋，但其体现出的鼓励生育的力度，依然远不足以应对补偿生育率的下行压力，别说稳定出生人口，甚至连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可能都做不到。

低生育率的症结是激励机制错位；为养育付出代价的是家庭和个人，但受益的却是全社会。在工业化之前，小孩长大后可直接给父母带来经济收益。到工业化之后，特别是在社会化养老制度下，年轻人在经济上回报老年人主要是在社会范围，而非家庭内部实现。具体来说，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在兑现时的价值，来自于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年轻人口越少，养老积蓄兑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就越低。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未来的全社会，因此鼓励生育就应该在全社会层面进行，而且需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人对社会的经济价值，整体上是正的。过去几百年来，人类数量越来越多，但人类社会整体上却越来越富裕，意味着人对社会的贡献，在平均意义上大于其带来的负担。

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原因。例如，2024年8月初，《四川省情》杂志刊发了绵阳市统计局撰写的《绵阳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报告》提到，当调查问及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时，受访者表示“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的比例最为突出，为86.4%；其次是“生育津贴、假期、就业保障落实不到位”，为40.4%；表示“无人帮助带孩子”的排第三位，为37.1%。

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是让养育成为有收入的工作，并确保养育家庭获得的收入是稳定和可预期的。近几年，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陆续推出生育补贴政策，但力度太小而且有的措施难以奏效。例如，增加产假是让企业承担成本，但企业并不能从员工多生中直接得益。地方政府鼓励生育也没有动机更缺乏财力，因为小孩长大需要二十年，而且届时可能去赴外地做贡献。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全社会，是整个国家的未来。因此激励生育的主体就应该在国家层面，而且需要从长计议。

四、政策应对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高级别的中央机构来专门协调各方面的有关工作，以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基础性的要素，也是所有公共部门和公共政策赖以存在的前提。超低生育率反映的是年轻人对未来普遍失去信心，可以认为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综合性的体现。因此有效提升生育率要求整个社会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机构组织、激励机制和硬件设施等各个方面进行结构性改变，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在我们看来，提升生育率的关键是设立国家层面的“人口发展基金”，系统性和常态性地向全国养育家庭发放养育金。我们使用“养育金”，而非“生育补贴”来表示发放金额，以强调该项收入对养育家庭的意义是基础性，而非辅助性的。需要强调的是，由人口基金向养育家庭发放养育金的目标，不是短期的经济激励，而是人口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整个人口基金应该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增长为目标进行单独核算，而不应该与其他财政和货币政策项目争夺资金。可以考虑以当下的经济激励计划为契机，将生育激励开支纳入其中，作为旨在建立长期性养育金制度的启动项目，用以传播鼓励生育的理念，建立初步的发放机制，收集进一步评估所需的数据。

国家级的人口基金应该由国家统一管理并直接向养育家庭发放，而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设立地方性基金做额外的补充和加码。发放金额可以从零开始逐步提升，直到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远期目标应该是把逐步预期人口从2023年的2.55亿逐步提升并稳定在10-15亿的水平，以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虽然在微观上，有关生育数量和间隔的决定应该完全由家庭自主决定，但宏观上，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并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目标并无不妥。

“预期人口”指的是如果生育率、更替水平、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人口等反映人口趋势的参数在过去和将来一直维持在今年的水平不变，今年的出生人口达到预期的死亡年龄时总人口的数量，可以作为监测人口变化和评估人口政策效果的基础性指标。根据2023年的数据估算，中国的预期人口为2.55亿，占世界比例仅为2.03%。如果希望未来人口维持在不低于10亿的水平，那么预期人口必须要维持在10亿以上才说明政策到位。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要真正缓解低生育率问题，支持生育的投入至少要达到GDP的3%以上。为此，我们建议：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给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补贴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同时还需考虑到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异。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急需扩大内需，还可以给每个孩子一次性的10万元的现金补贴。当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低迷，几万亿发给了家庭也同时提升了消费，孩子的相关消费可以带动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相关产业。把钱发给了育儿家庭，就可以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缩的作用，还可以促进就业，形成经济增长的预期。因此，给育儿家庭发钱是一举两得，既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此外，缩短工作时间，推广灵活办公模式，也有利于提高生育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数据，中国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仅低于南亚和部分中东国家。而且，虽然中国的人均GDP一直在上升，但平均工作时间却依然不断走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而2023年上升到49小时。鉴于目前的发展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严格执行国务院规定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长远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进一步提升，人们根本不需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因此可以把工作时间进一步缩短，从每周五天工作制缩短到四天工作制。

五、发钱是有效的，但力度要大且可持续

与中国同属东亚国家的韩国，2023年生育率只有0.72，全球最低。为了鼓励生育，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补贴（约合人民币5000元）；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补贴。韩国政府部门2025年1月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新生儿人数为24.2万，比前一年增长3.1%，9年来首次正增长。韩国2024年出生人口止跌回升，从月度数据来看，主要可以归因为大规模的生育补贴和扶持政策。当然，人口结构、疫情补偿效应和民间的生肖偏好也有一定影响。此外，韩国结婚数据大幅增加，预示2025年韩国出生人口还有可能继续增长。

根据微信公众号“天门发布”近日公布的消息，湖北省天门市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幅达17%。这个增幅比全国的6%（即(954-902)/902）要高出10%以上，大致相当于生育率提升0.1。

与其他地区鼓励政策相比，天门补贴生育的力度更大。叠加各类补贴（包括一次性生育奖励、育儿补贴、购房奖补等），天门对每个二孩发放9.63万元，三孩发放16.51万元，下面不妨简单以孩均10万元计算。这个补贴力度相对于天门2024年6.6‰的出生率，分摊到天门全民大约相当于人均0.066万元，再减去全国的背景鼓励力度估计有人均0.06万元左右。而天门2023年人均GDP为6.51万元，预计2024年为6.9万元左右，这意味着天门补贴生育的力度约为GDP的0.87%（0.06/6.9），对应约生育率0.1的增幅。这个增幅略高于我们之前比较欧洲不同国家数据得出的用GDP的1%鼓励生育对应于生育率高0.1的效应。

虽然上述估算非常粗略，但也印证了发钱补贴生育确实是有效果的。当然，即使天门这个力度离生育率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还非常遥远。也就是说要提升生育率，生育补贴需要不断加码，一直到达到社会机制乃至观念全面逆转才可持续。

总之，要确保中华民族的延续，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是迟早必须要做到的，而且越早越好。这不仅是因为何时实现这一目标对未来的影响有着天壤之别，更是因为人口萎缩具有自我强化的惯性，越到后面逆转的难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