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22年的俄乌冲突，可能成为数字时代国际安全危机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相比之前而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全球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了冲突双方，尤其是支持乌克兰的欧美国家政府以及主流媒体实施系统性认知作战行动的新场域。

美西方国家、持特定立场的非政府组织、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系统性地展示如何运用西方意识形态-媒体霸权，在全球舆论场进行信息操控与认知塑造的战略行动，让各方对认知交战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认知交战三步骤

认知交战的第一步，是构建单向度的信息流动场域。

具体来说，就是用行政指令、国内政治正确氛围以及关系网络，系统性地阻断俄罗斯政府官方账号及其主流媒体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声渠道。

具体操作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通过行政法规，由监管部门通知媒体运营平台，阻断、封堵乃至删除发布有利于俄罗斯信息的账号，无论账号属于机构还是个人。另一种更加赤裸裸的方法，是修改平台运营规则，让不利于俄罗斯的非合规信息，包括仇恨言论及非常典型的虚假信息，在平台上可以获得单向度穿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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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演示，在内部工作电子邮件中，公开指示允许那些违反平台反仇恨言论规定但不利于俄罗斯的消息，可以通过审核，实现有效发布。乌克兰政府的官方账号，则因此获得了持续发布包括但不限于虚假战果在内的多种虚假信息，以塑造有利于乌克兰的认知和舆论氛围。不利于乌克兰的信息，比如乌克兰与新纳粹之间的关联、乌东地区普遍存在的人道主义灾难，则均无法在平台上获得规范条件下应该获取的推送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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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交战的第二步，是形成有利于冲突一方的叙事结构，通过选择性地挑选使用国际法条中的部分字眼和段落，按照美西方政府的主观理解，构建阐释框架。

这部分美西方主要是通过与政府自觉保持高度一致的西方主流媒体，以及政治认同上被西方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完成认知重构的非西主体，共同完成的。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现象：

一个，是危机暴发户，一夜之间成为美西方媒体新宠的关键句“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以及“国际法”，简单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是1999年轰炸南联盟，还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美西方媒体均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瞬间转型成为国际法以及和平的坚定爱好者，全然不顾转型有多么的突兀；

另一个，是系统性地重新定义北约的属性，将这个美国主导下从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同盟，渲染成为爱好世界和平、人畜无害的小怪兽，而有关俄罗斯的论述则不出意外地朝着妖魔化的方向大步前进。

认知交战的第三步，则是对事态发展出现的动态信息的矫正与规训。

这方面美西方媒体收获了前期通过软实力以及发达的关系网络在全球预置的战略同盟力量，或者志同道合的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在非美西方国家分布的“精神西方人”的大力支持。

这种支持的一个隐秘表现，就是在“事实核查”类网站中出现内嵌立场的辩护性核查：客观上有利于推进反俄情绪，或者主观上被核查者认为不利于乌克兰政府的消息，会在事实核查的过程中，得到不同标准的对待，比如会以“无切实证据支持该官员是以官方立场代表***发表以上言论”等表述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帮助更加有利于特定立场的信息传播环境。

当然，META等平台通过执行内容过滤政策实现对乌克兰政府一边倒支持的做法，虽然赢得了巨大的道义加分，但同样引出了后续思考的问题，即对西方世界而言，如此权力完全掌握在私营企业的决策圈手中，对国家安全，尤其是主权政府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管控，显然会造成至关重要的挑战、威胁乃至伤害，危机之后对平台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强化，有相当概率成为各方“事实上”开展务实协调的关键领域。

与传统意义上的“舆论战”有本质偏差

当然，和人们最初设想的不同，虽然“认知交战”或者“认知行动”的笼统概念已经广泛传播，但从具体的实践看，这种“认知行动”的发展方向，和传统意义上的“舆论战”和“宣传战”终究是存在某种本质的偏差的：

主权国家行为体，无法凭借客观实力的优势，实现对于整个流程的压倒性控制，信息技术在数字时代发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从传统行为体向非传统行为体之间流失的现象。

这在此次认知交战的场域中有着鲜明的表现：

第一，凭借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非对称影响力，在现实地缘博弈中实质性处于劣势的乌克兰获得了某种非对称的优势，尤其是对美欧国家而言。

在现实地缘政治博弈中，乌克兰被赋予的角色，就是注定成为“弃子”的“棋子”，其全部使命就是作为西方地缘政治上压制俄罗斯的道具；当俄罗斯进行反击时，乌克兰按照传统的游戏规则是要被立刻抛弃的，这也是美英迅速向泽连斯基提出政治庇护保证，邀请其流亡海外的核心逻辑。

但是，泽连斯基充分利用了美西方国家为压制俄罗斯而塑造的全球舆论平台，将其自身转化成为在西方受众中拥有巨大政治动员价值的政治符号。

这个时候，继续遵循实力政治原则去处理乌克兰问题，西方政治人物将遭到来自民间的反噬，真的变成任由基辅兑现的空白支票，意味着地缘政治上的灾难，要在短期内摧毁这个符号，则意味着要承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重大挫败；

放任不管，会出现更加微妙的场景，因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演性政治动员，对乌克兰地面战场以及俄罗斯是不会产生效果的，但是对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动员则会产生巨大效果，单纯就一个”禁飞区“命题，反复提出诉求的泽连斯基已经让白宫陷入了“无可奉告”的境地，这种能力已经超过了克里姆林宫能够达成的舆论压制效果。

第二，全球社交场域中分布的数字化的政治支票，最终会经历竞争性挤兑的阶段，并存在风险外溢的隐性风险。

此次乌克兰事件中，全球出现了大量基于信仰西方普世价值，而无条件采信乌克兰发布信息的活跃主体；在数字化时代后现代政治“话语等于行动，政治等于表演”的公式下，伴随流量经济的基本生态形式，这些来自全球的活跃主体，无意识间将自身的声望与乌克兰发布信息的真实性绑定在了一起，随着乌克兰事态的发展，最终会进入一个“支票兑现”的环节，即正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态将出现一个最终的结局。

而全球舆论场因为美西方对俄罗斯发布信息的系统性压制，存在另一个对乌克兰事件结局的预期版本。当现实版本与预期版本形成对照，或者说，到了开出的各种支票进行实质性兑现的阶段，或许会因此出现一种比现在更出人意料的挑战或者是冲击。

第三，道德标准高企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环境下，跨国非国家行为体的联动为大国战略博弈注入了全新的不确定性。

此次乌克兰危机，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三十年最成功的，就是用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对民众进行了结构性的洗脑；西方民众中最活跃的主体，就是已经融合在这种非黑即白的十字军东征型价值观框架中的市民社会的活跃行为体。

民众上街游行支持乌克兰（资料图/英媒）

这些行为体不能直接影响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真实决策进程，但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和企业进行具有网络暴力特征的骚扰与胁迫，则是极为擅长的；这就是已经畸形高企的ESG标准背后的深层机制。

于是，出现的情况是企业开始基于非常标准的“寒蝉效应”，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开始以各种方式与俄罗斯切割。短期看，这种切割放大了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压力效果；中长期看，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俄罗斯抵抗到底，而西方政府又不愿意和俄罗斯直接交战，那么就会陷入“面对满地打滚的熊孩子的父母”的处境——

对西方民众来说，他们不过是在坚持西方政府教导的“真理”，是“没有错的”，但其实这种“真理”本质上是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包装，而非实质，根本在操作上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到时候真正陷入困境并被民众的愤怒反噬（想想被洗脑几十年突然一朝醒悟自己被骗的误入传销组织的个体可能有什么样情绪化的反应）应该就是华盛顿和伦敦的某些人了。

启示

整体看，俄乌冲突已经系统地在军事、政治-外交、金融-经济，以及网络-认知等形成了多个交互影响的场域。美西方及其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后三十多年时间里所取得的软实力成就，成为对此次冲突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

当然，最终决定冲突走向的是在更加客观而非主观的场域，如军事上真实的胜负得失、政治-外交上真正达成落实的协议和政策，以及在金融-经济领域经过时间发酵而最终形成效果的各种举措。但主观的网络-认知领域的交互仍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网络-认知领域的力量分布，往往呈现与现实世界的错配，一如此前在全球范围普遍出现过的那样，当最终客观世界的事实发展戳破了主观认知构建的泡沫时，最早出现的，大概率不是对主观认知的反思，而是基于挫折-攻击机制的愤怒宣泄，由此带来的俄乌冲突的衍生性二次伤害，也应该成为负责任认识和理解俄乌危机后续发展并做好应对准备的重要关键之一。

从中长期的时间跨度来说，每次出现当新的技术发展，转换成新的权力要素，进入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战略博弈领域时，都存在从不均衡到均衡、从跃迁发展到回归的过程。这一方面是由人的认识与实践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技术和新要素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

此次乌克兰危机，是认知域行动第一次在公众公开感知和见证的情况下，于全球进行大规模实践的经典案例；主权国家在参与的同时，显然也会认识到强化安全规制，构建新规范与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迫切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从冷战后国际体系发展的宏观维度，还是从数字技术渗透影响国家战略博弈的视角来看，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各方的全球认知博弈，已经对未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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